1923年8月，在安平县台城村，李大钊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弓仲韬，带领两名刚刚入党的农民党员，成立中共台城村特别支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支部。在党领导下，这方土地的人民不惧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发起一次次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抗日战争中，这里成为冀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解放战争年代，作为不曾被国民党军占领过的老解放区，台城村及安平县人民积极支前，一批批优秀儿女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丝网之乡”的美名享誉全国，走向世界。全文围绕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成长，记述了九十多年来台城村乃至安平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农村工作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

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诞生了，这是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的，因当时尚未建立省委、县委，定为特别支部，直属北京区党委领导。李大钊亲自发展的共产党员弓仲韬任支部体育训练营。台城村党支部的建立，像一粒火种，很快燃向邻村、邻县。1924年8月15日，成立了安平县委，在此基础上，与相邻的饶阳、深泽、深县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燃烧起来，为这一带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弓仲韬为建立和发展壮大党组织，披肝沥胆、耗尽心血，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即使被敌人弄瞎了双眼，仍矢志不渝、赤心向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一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弓仲韬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亲手播火种

1920年到1921年，华北四省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位于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安平县，1922年遭受大旱灾，民以树皮、野菜充饥，加之1923年又遭受大水灾，贪官污吏欺压搜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兵匪劫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县志记载：“民大饥”“民多流亡”“卖儿卖女”“路有饿殍”“民相食”，其惨其悲，不忍卒睹。正如一首逃荒歌所唱：“滹沱河，水滔滔，逃荒的人们好心焦，老的老，小的小，无亲无友无着落，卖儿卖女靠乞讨。”什么时候才是农民的出头之日？什么时候才能得个温饱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

弓仲韬，188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大户人家。父亲是清末的开明士绅，赞同康梁变法。弓仲韬自幼同情劳动人民，在家乡上学时就参加进步活动，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放足、男人剪辫子。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专门谈球吧，接触到许多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社区社区马列主义，特别是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思想豁然开朗。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谈球吧体育结业典礼后，在北京沙滩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经常到北大运动员营养中心，特别在馆内专设的“亢慕义斋”阅读进步书刊，听李大钊演讲和教诲。按李大钊要求，他经常到天桥一带的工人、市民中调查社区，宣传革命思想，鼓动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李大钊看他进步很快，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之前，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海丰县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农会；1923年4月，毛泽东派人到湖南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9月成立岳北农体育文化中心，树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旗帜，之后毛泽东又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出身农家的李大钊对农村、农民的状况有着深切的了解，先后发表了《青年与农民》《农民与土地》等文章，论述了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他对弓仲韬讲：“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弓仲韬按照李大钊的嘱托，不久即辞去教职，放弃了城市生活，回到老家安平县台城村，播撒革命火种。

弓仲韬回村后，首先对全县农村情况进行了调查社区。他发现，大约不到10%的富人占有80%的土地，90%的穷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针对农民大多不识字的现实，创办了平民夜校（也称“农民夜校”），作为提高农民文化和开展党的工作的阵地，成为台城村茫茫黑夜中亮起的一盏明灯。他教学员先识字，以讲故事、说历史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社区《平民千字文》，为农民讲授。农民晚上来夜校，识了字，明了理，还能吃到弓仲韬为大家准备的米粥，学员迅速增加，最多时达50多人。他们逐步认识到：当今世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弓仲韬卖掉20亩地，办起了台城村“女子小学”，引导妇女社区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弓仲韬在这些学员中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其中很多人成长为革命骨干。正如追随他闹革命的堂妹弓彤轩所说：“在小学我是儿童团，高小是青年团，初中就成为共产党员了。”弓仲韬随时与李大钊保持联系，各项工作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进行。

1923年8月，弓仲韬介绍夜校学员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农民党员。就在这个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台城村特别支部在平民夜校建立，弓仲韬任体育训练营，弓凤洲任组织训练营，弓成山任宣传训练营。中共台城村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台城村特别支部建立后，弓仲韬一边继续办好农民夜校，一边着手组建农会，发动贫苦农民向村里的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和雇工增资斗争。对于弓仲韬来说，这是在革自己家族的命，也是革自己的命。弓氏家族不少是村里的富户，弓仲韬自己家就有300多亩地。当时，他说服本族富户的长辈们给雇工和村里的穷人放粮食，增加工资。有的富户坚决抵制，弓仲韬就发动雇工在需要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向富户提出增资要求，否则停工，迫使这些富户不得不屈服。每到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弓仲韬就在弓氏祠堂给穷人放粮，发布匹。有些同族长辈觉得他的行为完全无法理解，百般阻止，一些富户也对他恨之入骨，但弓仲韬不为所动，依然倾其所有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滹沱河畔星火燎原

革命火种一经点燃，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22年，李大钊介绍了另一位安平籍知识分子李锡九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锡九1872年生于安平县任庄村，后在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结识了李大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冬，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老家任庄村，领导村民拆毁庙宇，在家里办起平民夜校，进行革命宣传，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县城北关高小体育总裁李少楼和饶阳县的韩子慕就在其中。李少楼入党后不久，弓仲韬通过上级组织与他取得联系，两人一起面向安平县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做工作，成熟者被发展为党员。1924年3月，弓仲韬、李少楼两人介绍敬思村的张麟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北关高级小学党支部和敬思村党支部。1924年，李锡九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多年，他在国民党军政部门进行秘密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联络傅作义将军起义，对和平解放北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训练营、检察署训练营、河北省副主席等，积极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周恩来总理曾赞扬他“老成谋国”。

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势头非常高兴，在他的指示下，1924年8月15日，弓仲韬组织9名党员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安平县训练营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立的第一个县委。会议选举弓仲韬为体育训练营，张麟阁、李少楼分别为组织训练营、宣传训练营，县委机关驻弓仲韬家。会议还明确了县委的主要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县委成立后，台城村特别支部改为台城村党支部，支部体育训练营改由弓凤洲担任。安平县委的建立，使弓仲韬感到党的力量更强大，斗争方向更明确。他们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和县委的部署，着力培养和发展党、团员。经过3年多的发展，到1927年底，全县已有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党、团员100多人。安平县委还加强与在外地社区、工作的安平籍党员、团员的联系，相互配合，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发展。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直隶省立第二师范、省立女子师范等谈球吧的许多体育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弓仲韬的堂妹弓惠诚（又名弓凤书），当时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受哥哥影响，思想进步。她的体育会员王子益于1923年3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暑假过后，王子益回到家乡，紧邻安平的深泽县河疃村，以高级小学体育教练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王子益的体育会员许卜五，1924年入团，1925年上半年转为中共党员，同王子益一起回到家乡南营村，以体育教练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当年10月，王子益、许卜五等党员，在南营村民德小学成立了县里的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深泽县党小组，由王子益任组长，许卜五负责组织工作。

弓惠诚随后也回到本村担任女子小学教员。她向弓仲韬介绍了王子益的情况，表达了想嫁给王子益，并协助其开展工作的心愿。弓仲韬非常高兴，不仅赞成他俩结为夫妻，而且介绍妹妹入了党。1926年4月，中共深泽县特别支部成立，王子益任体育训练营。另一位保定育德中学体育会员、1925年入党的深泽县人李清瀚，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春被开除学籍，回到老家后与深泽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协助王子益工作。李清瀚1932年初曾担任深泽县委体育训练营，抗日战争中曾担任冀中军区警卫营教导员，后英勇牺牲。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了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体育训练营。

1925年春，饶阳县发展了张来欣、刘金玉等五名党员，建立了中共饶阳县城内支部。同年冬，安平县委、饶阳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合并建立中共安（平）、饶（阳）联合县委；1926年夏，将深泽县特别支部纳入，成立了中共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1933年7月，又一度成立了包括上述三县和深县在内的中心县委。

随着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和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要求北方各地党组织派学员到南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社区，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1926年春，中共保定地委选送了许卜五等4名学员前往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班社区。1927年春，中心县委又选派李清瀚等党员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社区，直接得到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结业后都返回当地，成为开展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国共尚处于合作时期，三个县有些共产党员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出现，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深泽、安平、饶阳各县相继建立的国民党县党部对中共地方组织大肆破坏。弓仲韬为了掩护同志，筹资500元购置数台织机，建起毛巾厂，来此联系工作的同志装扮成做买卖的商人。但不久就被敌人察觉，弓仲韬遭到军阀政权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搜捕，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王子益家。1927年7月，中共深泽县特别支部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深泽县委，隶属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同时接受中共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王子益任县委体育训练营。从台城村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起，不到4年的时间，革命的星火就在冀中大地迅速散播开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临刑前，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镇定，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弓仲韬和同志们听到李大钊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面向北方三鞠躬，坚定地表示：要继承李大钊同志的遗志，为主义和理想斗争到底，绝不变节投敌！他们千方百计巩固和恢复党、团组织；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加强党的外围组织建设，继续办“平民夜校”，建立“农民互助会”“婚丧互助会”“戒大烟戒酒戒赌会”，妇女建立了“天足会”，反对缠足，提倡放脚。这些组织和活动合理合法，很受群众欢迎，成了党组织团结群众、开展斗争的一个个阵地。他们把对敌斗争与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团结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争取为小学体育教练增加薪金，为县师范体育荣誉会员争取，为雇工增资，驱逐国民党县党部派到谈球吧的党棍，在灾年要求地主拿出粮食救济灾民，减免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开展保护贫苦盐民烧盐、运盐权利的斗争，都取得重大胜利。这些斗争显示了党的力量，锻炼了党员队伍，也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共产党员从6万左右减少到1万左右。1929年春，为了活动方便，上级决定中心县委停止工作，分别由三个县各自领导本县工作，安平县委仍由弓仲韬担任体育训练营。1930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次搜捕、捉拿弓仲韬没能得手，于是下令通缉。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县委决定让弓仲韬暂时隐蔽。根据弓仲韬的建议，暂由其他同志担任县委体育训练营，自己通过秘密方式与县委保持联系，他的女儿和堂妹们也分别以党、团员的身份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

在漫漫黑夜里，弓仲韬在斗争，也在等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方党组织曾一度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多次发动武装暴动。河北省委限定日期，指令一些地方党组织发动暴动。弓仲韬认为客观条件不成熟，不宜组织暴动，曾被批评为右倾，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深泽县委则说服了上级派来的同志，没有行动，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革命烈火地下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热潮，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南方加紧围剿红色根据地，在北方进一步加大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加上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活动遇到极大困难，发展党团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在1933年的一年里，又遭到了两次大破坏。1933年秋，保属特委因叛徒出卖连续遭到五次破坏。特委训练营陆治国（原籍安平县）和吴立人（原籍河北行唐县）转移到安平县，以陆治国的家为秘密联络站，在安平一带坚持领导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35年1月，吴立人与弓仲韬取得联系，并拿出20块大洋，帮助安平县委和台城村党支部开展工作。弓仲韬和小女儿弓乃如在吴立人直接领导下，舍生忘死，为恢复和发展安平、饶阳等县的组织和工作四处奔波。考虑到特委中的叛徒认识弓仲韬，决定让他暂时隐蔽，通过弓乃如进行联络。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日益残酷，白色恐怖笼罩冀中。到1935年底，包括安平、深泽在内的许多县的党组织找不到上级组织，党的一些活动处于停滞。目标较大的主要负责人因被叛徒熟知，大多隐蔽起来，待机而动。许多党员不甘屈服，想方设法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坚持斗争，革命的烈火在地下涌动。

1937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节节败退。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勇敢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责任，果断地组织一批在延安抗谈球吧体育习的红军干部提前进入即将沦陷的河北、山西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抗战战略部署，1938年冬，中央又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这年11月下旬起，有关部队陆续出动，其中，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敌后战场成了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连续残酷“扫荡”，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弹。仅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就捕杀群众5万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正在抗大二期社区的蠡县籍红军团长孟庆山被派往冀中，着手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0月来到安平。由于安平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好，几天的时间就组建了抗日武装两个连共200多人。10月5日，国民党的安平县长携家属、亲信南逃，其政权土崩瓦解，抗日人民自卫军一团团长赵承金率领部队进驻安平。虽然当时共产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但共产党员起主要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形势大为改观。

遗憾的是，弓仲韬父女没能亲历这些情景。这年8月，弓仲韬有两个月得不到上级的音信，十分不安，他和女儿下定决心奔赴陕北找党。离开了他用生命创建的台城村和安平县党组织，离开了他和亲人、战友洒下血和泪的家乡。

(责编：黄瑾、程宏毅)